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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4-13  来源:未知  作者:长海第一资讯

  编者按

  近几天来,四川泸县太伏中学一名学生忽然死亡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据泸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安然泸县”通报:“现有证据消除他人加害死亡,详细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眷赞成后尸检检修确认”。但这一结论,没有终结人们对于学生死亡原因的探索。与此相悖,舆论反而被“被殴打致死”“黑社会参与”“政府隐瞒”等诸多传闻占据。

  “校园霸凌”“学校安全”又一次引起了全社会关注。

  最高检通报,2016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697人。但从“两高”颁布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人并不多。“校园霸凌”在法律上依然存在盲区。

  对校园欺凌的界定,是一个需要审慎思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亟待社会、学校、政府来作答。“提议上海尽快邀请第三方专业人士,完成对校园欺凌的界定,同时尽快启动上海校园欺凌专项普查。”上海市两会上政协委员朱建国、陈永亮将在2017年两会期间递交此提案。

  除了将惩处的各个环节都纳入法治和制度框架以外,学校应该承担起预防的责任。有委员提出,面对“校园欺凌”,学校需要从心理、行为等方面开设相关课程,将“校园霸凌”抹杀在萌芽期。

  

  “校园霸凌”不止在中国,美国有数据显示,超过75%的学生都曾在学校内被欺负过。这一数据反应了学校欺凌问题的严重性,同伴欺凌会对受害者产生严重的身心伤害。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工作者在学校欺凌行为中的责任问题的讨论。“结束欺凌”“学校平安同盟”和“国际反欺凌协会”等组织指出,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学校欺凌行为承当责任。

  教育工作者是否应为未能制止校园欺凌而负责?

  支持观点

  Y

玛丽·C·布雷德利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区

学生家长每天把学生放心地送到学校,就是盼望教育工作者可以保障孩子的安全,且能在欺凌行为发生时维护好自己的孩子。事实上,有效教学只是教师的第二职责,因为教师的第一职责应是教室中所有学生的安全和健康。

  人们对于教导问题不断发生的剧烈的探讨,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让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希望孩子们可能去最好的学校读书,有最好的教师,享受最好的教学,被给予最好的一切。

  然而,当开端讨论安全和幸福感的问题时,或者更明确点,当讨论回升到学校欺凌行为时,激烈的争辩便再一次开始了。这是一个关乎责任与义务的问题,是一个关乎谁应该对阻拦学校内发生的欺凌行为负责的问题。

  支持这一论点的文章认为,负有禁止在学校内发生的欺凌行为职责的人应是教育工作者。

  学校欺凌对所有学生身材、情感和认知有直接影响。从这一角度看,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应当建立学校欺凌的防备机制,在保障学校安全时欺凌因素应该被作为重点考虑的因素。教育工作者应该踊跃应对,以防止欺凌行为在教室中甚至是学校内发生。然而,当防止发生欺凌行为的努力不足时,教育工作者被希望能制止这些行为,至少是制止发生在他课堂上的欺凌行为。

  为了懂得这一观点和这篇文章的立场,有必要明白两点。第一,在这篇文章中,教育工作者的定义是所有学校雇佣的专业的直接为学校工作的人,不仅仅是课堂上教书的人。包括教师,也包含学校的顾问、校长助理、校长和主管。

  第二点必须要澄清的是这篇文章的特定背景。这篇文章仅仅和学校教室以及在教室中的学生行为有关。当发生欺凌行为时,教育工作者应该有责任制止教室内发生的欺凌行为。这并不意味着处理学生行为的全体责任都要由学校承担。依据国际学校安全和安全服务组织(NSSSS)的考察,这些区域包括走廊、午餐室、楼道和操场等无人监管的区域。教室并不是欺凌事件时常发生的场合,因为教室是有人管理的。需要特殊指出的是,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发生在教室中的学生行为。

  可怜的是,一些学生成为恐怖的欺凌行为的受害者;一些学生根本天天都被欺负。被欺凌的学生可能会因为畏惧再次被当作目标而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神。他们也许会变得孤僻和丧气,这毋庸置疑会使他们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生活当中(Quiroz, Arnette & Stephens,2006)。

  同时,欺凌人的学生也会有很严重的成果。此类学生中有不少也成了他们自己的受害者。攻打行为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而在成年后,继续使用暴力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些隐秘进行的欺凌行为可能导致更暴力的行为,如偷窃或其他形式的犯罪(Quiroz,et al., 2006)。

  

  确实,为什么必须要遏制教室中发生的欺凌行为波及法律与道德问题。如果欺凌行为持续在教室中发生,学生就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而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如果把持不住或是没有制止此类行为,教育工作者也易遭到暴力行为的损害。如果欺凌行为在教室没有及时被制止,学生终极可能比教师更容易节制局势。但是,为了可以使教室在“掌握之下”且保证环境有助于学习,全校教职人员的共同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任课教师

  当处理教室内的损坏性行为时,教师是第一道防线。教师应当时刻注意教室内正在发生什么,同时也必须及时处理所有的欺凌行为。教师应正确应用课堂管理技巧,去创造一个保险舒服的环境,以预防欺凌行为的发生。他们应尽力树立一个这样的环境,以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可以自由发言和发问并且可以主动挑衅学术困难。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就可以和所有学生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环境。

  营建这种环境并不轻易,也不是总能实现。这证明教师的管理技能和策略对处置欺凌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课堂治理对学生关系和师生关系有显著影响。对学生才能、意愿和参加自我学习的盼望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处理发生在教室内的欺凌行为时,师生关联的重要性是不可疏忽的。因为教师不可能随时随地地看到教室内发生的一切,所以老师需要通过学生去懂得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或谁正在被欺侮。

  学生报告欺凌事件的发生对有效处理教室内发生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当学生受到欺负报告给教师和成年人时,他们并没有感到安全。学生也惧怕教师以一种让他们很困顿或是加重被欺凌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当这些情况发生时,学生受到的伤害更大,并且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会更糟。与学生建立良好的、积极的关系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学生需要知道他们是可以和教师沟通的。学生可以成为学校的眼睛和耳朵,教师在处理欺凌事件时也可以取得有价值的信息。教师首先要证明他们是可以被信赖的,这样学生就愿意与教师沟通了。

学校顾问

  学校顾问的设立是为了防止和干预校园中发生的欺凌事件。学校顾问是学生的辅助者,在学校中他们有很多的角色和责任。这种办法为顾问提供了许多路径来防止和干预事件的发生。首先,学校顾问可以在个人层面起到干预作用。他们的训练为那些逃学和回避社会的学生或是需要额定帮助的学生,供给了必要的准备。

  学校顾问第二个干涉门路是系统层面。学校参谋能够通过指导课程来赞助制止欺负行为的产生。

学校管理者

  学校顾问和管理者对欺凌行为的系统影响还体现在其他几个方面。顾问和学校管理者,如校长和校长助理,可以设置特定规矩和政策来防止欺凌行为的发生。这些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不能留有“就事论事”的余地。学生们也必须能够百分之百地知道他们行为的成果。任何准则和政策只有在执行拥有持续性时才更有效。

反欺凌立法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应该就属法律了。第一部反欺凌立法是1999年在佐治亚州通过的,他们参照很多原则建立了这套法律。《反欺凌法》授权所有公立学校建立特定的规范和文件以减弛缓应对欺凌行为。45个州已经通过了这样的立法,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也已经有了特定政策来应对欺凌行为。此外,如果州立法不具备足够说服力,关于欺凌的联邦法律也明确指出,所有学校必须采用一切预防措施保证学生安全。这些法律不仅倡议所有教育工作者应承担责任,同时,也清晰地受权所有教育工作者应保护学生的安全,预防欺凌行为的发生。

  与此同时,一些州通过了关于网络欺凌行为的立法就不令人惊讶了。通过使用互联网、手机和社交网站,未成年人可以随时坚持联系。这些多媒体交流技巧提供了更丰盛的交流方式,支持了图片和视频交流。但这些交换技术也成了欺凌、侵犯和讹诈年青人的新方式。教师也必须像处理在教室内发生的欺凌行为一样,处理发生在网络上的欺凌行为。

  反对观点

  N

  杰夫林·S.R.吉布斯

  南卡罗来纳大学

  欺凌行为是基于同窗、家人、朋友、学校与社区这一相互作用的关系网基本之上的一种表示或遵从。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影响学生行为的因素之中。学生欺凌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我们将所有导致欺凌行为的原因都考虑在内来说明它时,从学校、家庭、社区的内在关系动身也许是最适当的,而不应该仅仅将之归咎于教师和其余学校管理者的渎职——甚至在把班级管理和教学能力都斟酌在内的情形下,也是如斯。

  对欺凌行为的讨论并不是因为欺凌行为是在现代教育中新涌现的。教师、家长、法院、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对现在欺凌行为的潜在危险和现实影响更敏感。因而,制止欺凌行为的协作气力已经形成,应对欺凌行为的压力也更多地压在了教师身上。

  我们尝试统计欺凌行为发生的原因和最好的预防这一行为的广泛措施,专家试图解释为什么学生要去欺负别人,而相关限制并没有起到制止这一行为的作用。不幸的是,所有锋芒都指向了教育工作者,其他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都变得不显著了。只管现实中,欺凌行为主要发生在学校内,但其真正的原因却是在校外。学生在不同阶段经历的各种情感上的和心理上的变化,看起来是学校造成的,其实更多的是来自校外。

  前文指出,学校安全、问责制、责任应是教育工作者应持有的基本价值。然而,学校管理者却不应该为欺凌事件负责,除非他们疏忽或默认欺凌事件发生,或者是故意对发生在校园内的欺凌行为不闻不问。从责任的视角来确认这些并不容易。

《侵权法》在教室欺凌中的应用

  在持支持观点的文章的讨论中主张,州立法者非常坚决这一想法以至许多立法机构已经通过了反欺凌的法律。然而,即便已经有45个州同意学校行政人员执行反欺凌政策,但如果这一政策没有被正确地实行,此政策就无法形成一种诉讼权来追究相关机构的行为。因此,在这些反欺凌法律的规约下,除非各州法律另有划定,学校管理者并不应承担相关责任。相反,在这些反欺凌法律正式出台前,对于欺凌案件的剖析是依据《侵权法》进行的。这一法律框架并没有转变。因此,多数对学校的索赔仍主要是指控学校对欺凌和骚扰行为的存在有忽视。法律分析如下。

  第一,侵权行为是民事过错,对于此类错误法院通过提供赔偿(如金钱)对损害予以救援。《侵权法》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当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伤害时,个体应被追究责任。在关于学校的法律中,学校管理者的侵权行为通常被以过失的形式予以追究, 过失是在对学校的民事诉讼最常见的,因此这是这部分的核心。

  过失是一种无意识伤害,这种伤害是由于未履行保护别人免受伤害的义务引起的。未能有效履行义务(如在学校正确地指导学生)导致呈现问题即可被视为过失。如果对过失行为进行索赔,下列4个要素需要被证明。这4个要素分离是注意义务、违反注意义务、因果关系、造成的伤害。

  第一,注意义务是指学校管理者有责任履行某项确定的工作职能。例如,教师对学生的看护职责,还包括充分地指导、恰当地解释、安全的装备以及对已知的或可预见的危险的提示。

  第二,违反注意义务是指学校工作职员,如教师,没有有效实行上述义务。例如,假如学生在课堂上被纠缠或被戏弄,这样的行为相当于欺凌,教师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种行为但却没有正确地处理它,教师就可能违反了监视和管理课堂的义务。

  第三,肯定因果关系是指差错行为一定是伤害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被断定为通过证明学生的伤害是由于学校管理者的原因直接导致的。这必需没有其他干涉因果关系的相关因素。例如,学生在课堂上被纠缠或被戏弄的案例中,只有学生是由于在课堂上被纠缠和戏弄,而不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原有的疾病等导致身心或情绪上的损害,学校董事会才会被以为是有责任的。

  第四,造成的伤害是指学生个人或个人财产受到侵害。不能基于原来可能发生的事来认定过失,需要通过已经发生的损害来证明。大体上讲,欺凌行为的抵偿是基于受欺凌学生身心或感情损害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的。

  现实生活中,父母相信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课堂上受到欺负,一定是因为教师或学校其他管理者未能充足掌握情况。然而,从法律层面讲,依照前面提到的侵占行为责任的要素,对学校的欺凌责任是容易被弱化的。只有当学校管理者未能履行公道的监督和看护义务时,法律责任索赔才可以被支持。即使如此,教师也有可能会保持说他们已经有效监管了课堂,但欺凌者仍会找到一些教师并不知道的门路来纠缠、戏弄或袭击同龄人。而且,如果这种事件真的发生,被欺凌的学生通常不会立刻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证明教师或者学校管理者是否确切没有履行关注学生的义务,因为受害人已经告诉他们本人正在遭受欺凌。

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对待欺凌行为

  考虑到校园欺凌行为的成因及其消除的复杂性,除非侵权或骚扰行为的相关因素能够确定,否则学校管理者不应该容易地被认定为应对此类行为负责。布莱德利强调增强课堂管理的重要性和整合学校各方力气系统应对学校欺凌行为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司法系统只注重证据,即要证明教师和(或)其他学校管理者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或者故意对学生进行伤害来对他们追究责任。

  不幸的是,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公共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常常成为学生行为的替罪羊。学生行为实在是一种社会性行为,但却把责任转嫁到这些人的身上,欺凌行为就是如此。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造就儿童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这句话直到现在都实用。许多研究者在寻找学生不良行为与学校、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结论是学生的行为是复杂环境下的产物,而不仅仅受学校文化的影响。研究也显示,欺凌者通常都存在情绪困扰、迫害、摈弃、侵略、残疾或缺乏家庭关爱的情况。此外,欺凌者常常也是欺凌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只是在模拟自己所阅历过的事情。

结 论

  总的来说,即使在从前的10年中,欺凌行为成为很多学生悲剧的基本原因,但在不知足各州规定的侵权行为要件或联邦反骚扰的相关法规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略认定学校应当为学校欺凌行为负责。反欺凌和反骚扰的教育政策议程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便如此,除非可以证明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有越权的分歧理行为,或者可以证明他们无视法律法规,学校董事会和管理者本身不应该为校内欺凌行为负责。

本文节选自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校园安全与纪律》

  延伸阅读

  

  美国教育热门丛书之

  《学校纪律与安全》

  主者编:[美]苏珊妮·艾克斯 查尔斯·拉索

  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

  出版年:2017年4月

  《学校纪律与安全》对学校管理中最复杂的工作——校园安全与纪律从法律涉及的深处进行了辨析。书中浮现的每一个话题都是对公正与正义的严格审阅。支持与反对的交锋,对解决校园安全与纪律的种种难题献出更多的思考和选择。

  ——杨颖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教学)

  《学校纪律与安全》一书以双方争辩的形式分主题探讨了美国学校纪律与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学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探讨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更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学校管理的现状,对于增进我国学校管理工作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余雅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京师教育之窗)

  (微信编辑: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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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师》杂志社官方网站:www.zgjsz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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