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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汇率贬值未必导致楼市下行

时间:2016-11-10  来源:未知  作者:长海第一资讯

在“强货币、强经济”的周期下,经济快捷增长,管理层通常会以提高利率来预防过热。同时,汇率升值和利率上升也会吸引资本流入,但资本会配置到哪里,取决于金融周期。金融周期上半场,经济增长、总需求、货币供给都处于加速度态势。可贸易部门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其对资源和资金的吸引力有一个由强转弱的过程。

房地产是不可贸易部门,短期供应弹性低,可贸易部门繁荣也带动房地产需求,加上抵押品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房地产更易于取得资金青睐。特殊是贸易部门竞争鼓励导致利润均匀化后,房地产往往成为危险偏好的选择。

“二战”以后的黄金增长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阅历汇率和房价同步上升的阶段。好比,1992-2001年,得益于美国克林顿政府削减开销、信息科技革命,美国迎来最强劲增长时期。强势美元叠加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这一时代美国独自购房价格指数(OFHEO)季度同比涨幅达到4.14%,名义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85.6回升到2001年109.7。

1955-1991年,日本房地产价格和日元汇率均处于升值区间。这一时期,日本名义GDP年均增长11.96%,吸引大批资本流入。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4.11攀升至1991年7月137.98的最高点,加剧资本流入。由此,日本房价一路走高,城市住宅土地价格指数由1986年的94.1倏地上行至1991年的145.2,达到尔后也未逾越的历史峰值。

我国金融周期“上半场”的特点更显著,1994年建立有治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稳定的汇率预期和低本钱的环境,再加上2011年“入世”,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一大外汇贮备储藏,蕴藏国。资本大规模流入叠加市场范围扩展,人民币兑美元从1994年的8.7一路攀升至2013年的6.1。出口导向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全面树立并开启长达20年的房地产空前“大牛市”。

楼市对资源适度吸纳,导致泡沫风险,房地产“金融加速器”逆转,即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这往往造成实体和信用双双压缩,导致房价和汇率交互下跌,典型就如2007-2011年的美国、2008-2011年的俄罗斯、2008-2009年的新加坡。2007-2011年,次贷危机正值严峻时期,美国房价指数季度平均下降4.1%,同期美元指数从77.9下降至70.9。为应对危机,各国放松货币前提,但从虚拟泡沫到实体健康的结构性调整滞后,流动性增加恶化汇率贬值,风险偏好转向房地产。

“次贷”危机后的2008-2014年,美联储连续推出4轮QE,经济复苏乏善可陈,货币宽松转移风险偏好,2012年一季度至2016年二季度,美国房价指数持续18个季度回升,平均涨幅到达5.38%,而美元指数则从2001年的109.7一路下滑到2014年7月份的76.44。受能源价钱下跌冲击国际收支,引致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2009年-2014年,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贬值了50%,但莫斯科房价连续20年上涨,2015年首都地域和首都中心区房价相比2008年分离上涨29%和43%。

汇率冲击房价主要通过资本流动实现,汇率贬值后并非本国楼市一定下行,除非产生大规模资本流出。2002-2004年美元贬值,2013-2014年寰球量化宽松,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发生本币贬值,但这些国家房价仍在上涨,要害在资本是否大规模流出,这取决于货币当面的“信用锚”。巴西、俄罗斯等资源依赖型国家,近年来大宗商品周期见顶,“信用锚”动摇。马来西亚、泰国等开放型的小型经济体,构造单一、受外部冲击大,“信用锚”也不稳定,汇率贬值必导致资本外流和房价下跌。

金融周期能否重回“上半场”,启动新一轮“强货币、强经济”周期,取决于三个任选其一的条件,一是传统经济模式能否“出清”,即所谓“去杠杆”和“去产能”,让经济破茧重生;二是能否呈现体量匹敌传统产业的新经济;三是是否利用全球化红利对冲国内紧缩。事实上,这三个条件都意在提高单位产出、平均报酬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重塑资本对“信用锚”的信赖。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去杠杆”和“去产能”,中国制造2025、大国重器,美国和日本正在孕育以智能科技、新能源、页岩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等,都意在重新塑造“信用锚”以及资本信赖。

上世纪90年代后,只管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城市土地价格指数从1991年的最高点147.8下降至目前的50.5,但汇率并未如房价那般连续下滑,而是浮现震荡走势,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前高速发展期积累的红利,以高效率地积聚对外净资产来吸收全球化红利,以资产重配和进步对外资产占比对冲国内信用和经济压缩,限制本币贬值预期。

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期、转型攻坚期,离别近40年的高速增长,慢下来后的许多问题显露,造成了人民币“信用锚”松动。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力很大,盘旋余地广,同时也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对外输出。因此,以国内经济转型和吸收海外红利“两条腿走路”重塑“信用锚”,这是纠偏我国汇率与房价涌现背离,释放汇率压力的基本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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